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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Page history last edited by 楊聰榮 Edwin Tsung-Rong Yang 8 years, 2 months ago


 

華語文語言政策

 


 

 

授課教師:楊聰榮 (師大華研所海華組)            開課期間:2011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課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僑教學院華研所 上課時間:每周三 9:10 ~ 12:00

 

本週主題:8.(4/11) 印尼

 

 


 

本週版主:徐明敏


由負責報告組別全體擔任版主,並選出一人做為
輪值主席

 

書目整理:


請整理相關議題的各種書目,包括課堂講
義及同學提供的材料,及自行找尋的參考資料

 

楊聰榮,〈印尼西加華人歷史意識的重建與華語文教育的復興〉,《跨疆越域的追尋:2007年世界華文文學與華語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想像的共同體,時報出版,1999

 

上課筆記:


上課內容與討論 Lecture and Discussion
由負責報告組別整理上課筆記,大家補充。


 

過去華文教育的討論多集中於英語系國家,這與華人偏好移民至英語系國家有關;其中討論多為英語與華語的競爭關係。但在東南亞,華語的發展多和國家發展有關。

 

印尼的特色與疑問:

 

1.禁華政策

 

印尼禁華長達32年,依禁止的對象可分兩部分:右派華文學校和左派華文學校。前者在1958年清繳叛亂時,發現中華民國政府的物資補給,因此印尼政府怒而關閉右派華校;左派華校則於1962年因蘇哈托清算共產份子而關閉。總之,禁華的主因是防範共產主義的擴張,當時印尼軍方認為北京教唆指使印尼共產黨發動武裝政變,因此大型進行清鄉,學術研究估計當時被清算的人約50萬至百萬間。印尼民間也因「北京指使政變造成國家動盪」一說而憤慨不平,紛紛至中國大使館前抗議,兩國關係破裂,中方象徵性的派3艘船到印度揚言「撤華僑」。但依照老師的看法,禁華在當時其實可算是為了保護華人的政策,由一群被稱為「同化派」的華人和蘇哈托政權商量,藉此「去特色化」模糊華人與其他種族的界線,以降低華人在當時社會中承受之壓力。

 

2.多元種族社會的國家

 

印尼是世上最大的島國,共計約1萬3000多個島,住人的有6000多個,光印尼本島的種族就有300多族。是海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其中爪哇族佔49%,巽他族佔14%,印尼華族8%,馬都拉族7.5%,馬來族7.5%,其他26%。官方語言為印度尼西亞語。(維基百科)

 

印尼受到後民族主義之影響,認為應把荷蘭殖民的地區統一起來成為一國:一國家,一語言,一民族。而語言方面選用印尼化的馬來語廖內方言,因為考量一、經濟因素,二、不論是選第一大族爪哇語或第二大族巽他語都會兩面不討好造成內鬥。事後證明印尼這樣的語言政策取向是成功的(相較於菲律賓)。

 

荷蘭的殖民政策,不同於英國的菁英制度或法國的法語普及制度,而是和葡萄牙類似,採愚民政策,因此荷蘭文並不流行於印尼。

 

3.華人在印尼建國前就在,為何不見政府的重視?

 

早在荷蘭殖民印尼時,荷蘭詢問清朝對印尼華人的態度,清廷本著中原思想認為海外華人皆屬我國國民,於是荷蘭將印尼分為三類分而治之:歐洲人、印尼人和東方外國人(中國人),也造成三個族群相互的隔閡。後來獨立戰爭時期,本來承諾若印尼獨立將給予華人公民權,但因為戰時荷蘭人與華商交好,所以獨立後印尼取消戰前承諾。直到1955年的不結盟運動會議(萬隆會議)於印尼召開,中國為參加會議,周恩來表示對海外華人採「落地生根」制,鼓勵單一國籍:具有中國國籍的為華僑;而具印尼國籍(或非中國國籍華裔)為華人。

 

4.為什麼印尼復興華語的成效比泰國好?

 

兩國的華人都相當良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原因有二:印尼採取的禁華政策比泰國強硬,因此開放後復興之反彈會較大;另外,印尼禁華的時間比泰國短,因此當初曾學過華語的人還健在也較有復興的熱忱。

 

課前準備 Before class


在上課前撰寫課堂講義之摘要及心得,
負責報告組別要準備回答問題。


徐明敏:周聿峨、陳雷,《轉變中的印尼華文教育》

 

    印尼華文教育歷史悠久,最早可推至1690年華僑設的名誠書院,此後一直到20世紀,其中雖經歷了殖民者或戰亂的影響,但仍持續發展,直到1957年,政府開始打壓華文教育,如禁止興辦新華校、禁止印尼籍學生就讀華校、限制華校設立區域、關閉親台華校等。後蘇哈托執政,更是禁止使用華語。到了1974年,除少數華人學生進行有限的家教補習,華文教育和華語在印尼社會已徹底消失。

 

    1990年起,印尼政府開始逐步放寬華文教育限制。1990年,印尼政府取消禁止設華校和進口華文讀物的命令。華文教育又開始慢慢復甦,華文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舉辦漢語考試(HSK)、教材編寫等。除此之外,2000年連廣播都有英語、華語和印尼語的節目,各種華文報紙也多了起來;大學也設立中文系,許多非華裔背景的印尼人、阿拉伯裔也投入華語學習的行列。

 

    傳統的華文教育是海外華人為了維護中華文化和民族特性,所興辦的獨立的教育體系。它以華語為教學媒介,學制、教師、教材都源於中國。而現代的印尼華文教育的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更多是表現印尼國民教育體系下的外語教學和多元文化政策下的華族文化教育。換句話說,現在的華文教育,經濟和文化色彩更為濃厚,也不再為華人獨享了。

 

 

張君川:楊聰榮,〈印尼西加華人歷史意識的重建與華語文教育的復興〉

 

    本文考察印尼西加里曼丹地區華人社會,從該地社會結構的特殊性,以及當地華文教育在印尼民主化過程中的復興,探究其華文教育發展並復興的原因。

 

    本文指出晚近民族國家的疆域界線成為現代學術研究之單位劃分依據,實際上,一民族國家內部常見複雜的地域性問題,如族群、宗教、歷史脈絡等,故本文的討論聚焦於印尼婆羅洲島的西加里曼丹地區。該地區地廣而人稀,族群、宗教、語言都很複雜;該地華人佔17%,較之於華人僅佔全國人口2-4%,確實是華人集中的地區,華人屬當地三大民族之一,被當地社會接受為本地原住民之一,擁有政治地位的保障,華族內部則以客語及潮州話為主。

 

    當地的兩個重要都會坤甸、山口洋都是華人人口比例很高的城市,有合適的條件推展中華文化,華文教育的復興即從坤甸開始。從華文補習班到學校的華文課、華文班,華文教育的復興得到地方華人社會的支持與非華人族群的接受,究其原因,華人社群如同鄉會、校友會等的支持頗有貢獻;更根本的原因,作者指出,是基於西加華人的歷史意識。    西加里曼丹地區華人之所以有其華人的歷史意識,主要是因為他們處在華人移民的聖地之上,長期以來各種華人移民史跡、議題不斷流傳,眾所皆知。

 

    本文接著探討「蘭芳公司」此一歷史事蹟。羅蘭伯的「蘭芳公司」一開始較接近幫會性質,係一保護華人社團之組織,後來才發展為具政權性質的「公司」,1776年,創建「蘭芳大統制共和國」,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並發行錢幣,首領是以一種介乎民主選舉與禪讓的選舉方式產生。今日,東西方學者仍在爭論它到底是國家還是公司?然實際上,它是擁有十數萬人口、邦畿幾十里地並且有著現代化組織的巨大經濟實體。該「公司」於1886年被荷蘭消滅,前後長達一百一十年;西加華人的地位以及其歷史意識的形塑實是以蘭芳公司與羅芳伯為核心塑造並發展而來。

 

 

 

李易修:楊聰榮、藍清水,〈從歸僑到外籍─印尼台灣人移民的歷史過程,兼談客家文化的影響〉

 

        本文主軸為透過訪談法,以個案研究方式,探討印尼移民台灣者,特別是客家人族群,其土地、身分認同與適應問題。台灣印尼華人移民以客家人佔大多數,然其移民意識的形塑過程中,印尼背景大於客家背景的影響,因此以研究仍以印尼背景為主體,但是兼論客家人文化之影響。

 

        本文以「印尼台灣人」稱呼研究目標族群,該族群為自印尼移民台灣之華裔特別是客家背景的族群。

 

        印尼是海外華人最多的國家,學者估計在600萬到800萬左右,佔人口3%上下。客家族群大概佔華裔30%,被同化的情形差異甚大,祖輩移民印尼過程已經淡化,來台動機可分為:因升學而移民、因排華事件而移民、因媒妁婚姻移民、因仲介通婚移民,1970年代以,移民者動機以前兩者居多,近期以來則兼有之。

 

        因升學而移民:印尼華教發展甚早,到了1934年印尼華文教育中學以下有之,但高中以上則必須離開印尼,中共建政以前,大陸為首選,後台灣因有美援,不少來台就讀並留下,又因為印尼排華運動(特別是客家人較集中的西爪哇情勢嚴重),也使部分留學生留台。

 

        因排華事件而移民:1970年代以前印尼排華運動甚烈,特別是1965年的「九三0事件」最為強烈,1970年代以降排華事件仍有但漸緩。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對於印尼華裔相當重視,因此每當政治事件造成政局動盪、族裔緊張,便有不少人遷來台灣,但人數難以估計。

 

        因媒妁婚姻移民:1970年代透過交友而婚姻留居台灣者,此一時期較之後的1980年代時,婚姻仲介尚不流行,因此與因仲介通婚移民不同。特別的是,該群體被台灣稱之「印尼華僑」在身分標籤上具有「我群」的意義。

 

        因仲介婚姻移民:1970年代後逐漸發展,針對富有地區男性顧客為主,引介較貧窮地區女性與之婚姻,除了當地的推力外,台灣受到當時「南進政策」影響,也有更多機會與該地區接觸。另外,台灣農村客家背景人士,對於外籍配偶選擇,有傾向語言相通之客家籍者之情形。

 

        客家族群具有較強的遷移背景與適應力,而客家人因常遷移異地,其族群標籤自然較強,客家人認同在「印尼台灣人」中存在但不強烈,而華人認同感更強。

 

        移民適應問題,可分語言與生活兩部分探討。因升學、排華來台者,教育程度較高,特別是前者語言適應能力更強,後者部分僅會客家話,但普遍來說無礙。生活適

應上則視其受到原鄉文化影響之程度,深者適應較慢,淺者較快,生活適應時間大致需要三年。

 

        前述四類移民,因升學移民者,生活上受到政府補助而無虞,能快速融入台灣主流社會,適應情況最佳,而客家文化對其適應影響不大。因排華事件移居台灣者,因語言上以客家話為主,多移民台灣客家人集中地區,又有台灣政府禮優待遇,適應上也迅速。因媒妁婚姻移居者,當時台灣經濟尚未起飛,農業社會風俗仍重,與其原居地生活情況差異不大,且有親友在台灣,故融入不成問題,另外彼此之間有著同鄉網絡。因仲介婚姻移民者,在語言上較少困擾,但因在移居與結婚前缺少了解彼此,初來台時出現與多文化、生活上的不適應、經濟上須仰賴配偶以及孩子教育問題,家庭常出現狀況。

 

        國家認同上,婚姻仲介移民者為一類,其餘三者為另一類,此分類是受到排華運動後的同化華人政策影響,在同化政策下,華語教育斷絕,1980年代以後的婚姻仲介移民華語能力低落,因此國家認同傾向印尼。其餘三者,語言上、文化上仍保留大多數華人色彩,因此本身對於中華認同即較強,又其選擇前來台灣基本上便是對中華民國表達認同。

 

        印尼台灣人的移民網絡是有其歷史累積的,而當中成分複雜,不可以一概而論之。早期移民者(1980年代以前),政治意識較強,後期移民政治意識較淡薄,接受台灣文化上,相較其他地區移民較高。

 

        台灣政經環境變化導致了印尼台灣人我群關係的變動,在1980年代以前,大中華意識強烈,印尼華裔稱之僑民,「我群」意識強;1990年代以後台灣台獨意識加強,印尼台灣人被更加他者化。

 

 

梁月美:〈亞齊的華人〉

 

印尼是東南亞華人最多的地區,亞齊的華人有相當顯著的特色,是以客家話做為華人社區的共通語,與其他集團相比,經濟壓力是他們成為移民的主要因素,在18591930年的大批移民浪潮期間,客家人是來自中國最貧窮的華人移民。

十九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和亞齊的關係,是在於鄭和七下西洋,每次有數萬官兵南渡歸來,他們定會向親友介紹南下的見聞,特別是亞齊的富饒,無疑會吸引中國人去那兒貿易或移民。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後,中國海商仍按傳統來到亞齊通商貿易。同時還可看出,在亞齊有兩部份中國人,一部份是屬於「終年住在這裡的人」,也就是華僑;一部份是來此貿易的。這種正常的通商貿易,無疑促進了亞齊的經濟繁榮。隨船來的大部是勞工,他們並無全部隨船回國,有一部份就此留居當地,這是亞齊華僑社會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留在印尼華人的中國取決於三方面的因素:1)新客與土生華人之別。2)意識形態的差異3)以上兩大群體對印尼認同的不同看法。影響印尼華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其遊移不定的自我觀,但在亞齊的華人社會中,亞齊華人的認同問題很明確的僅止國家相關性很低的文化概念。

亞齊的客家人大部份遷入的原因與太平天國事件無直接關係,主要為經濟因素。主要四種移民路線是,一從中國到南洋、印尼、蘇門答臘及亞齊、二從其他地區到亞齊、三從亞齊省區到大亞齊市、四從亞齊到其他地區。

從如下幾個方面觀看班達亞齊的華人社會

1.  宗教:亞齊當地華人社群主要的信仰按信仰人口數依序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及少數的伊斯蘭教。

2.  婚姻:亞齊當地的華人社團其實都依附在宗教組織地下,華人主要信仰仍以佛教為主,基督教天主教的信眾人數也不少,而華人若與穆斯林結婚,依照伊斯蘭教的教條必須改信伊斯蘭教。目前較具有華人代表性的社團是剛成立的印華總會,算是跨越各宗教的組織,各宗教底下都有各自的宗廟、教堂,而在佛道教底下更有宗親會與宗教結合的情況。2004年海嘯之後,當地華人自發組織的慈善機構「印尼亞齊華人慈善基金會」,靠從華人和政府募捐來的幾千萬印尼盾救災難民。

3.  語言:亞齊華人的市場用語難以客家話為主,但也與印尼話摻雜使用,特別是連接詞,以及其他無法用客家話表達的名詞等等。

4.  經濟活動:當地華人以經營商業為主,至於農漁牧第一級產業或是醫師、教師等等三級產業都相當缺乏,這種現象一部份受到人口外移影響,父母多將小孩送往外地求學。華人的經濟活動一直以小本經營的零售業為主,並沒有因為海嘯而受到改變。1982年的排華事件,反映了兩個族群間長久來蘊藉的巨大不满,引爆怨怒,將情緒形諸於語言、暴力、強化排華態度。

 

徐振峰:蔡晏霖,<在族裔認同的親/私密邊境:印尼改革時期華人認同的一些初步觀察>

 

概要

     這是一篇內容、形式和敘事角度都相當特別的「論文」,談的是印尼棉蘭地區華人和當地其他族裔間的關係,基本形式是人類學田野調查式的近身觀察,而所採取的角度則是師法人類學者Ann Stoler對荷屬東印度的白人殖民者與原住民被殖民者間的歷史研究,「觀察不同族裔主體間親密/私密情境裡的微型政治,試圖在這些常被去政治且平庸化的日常生活族群認同場域裡,重新發現權力運作複雜且充滿韌力的細微軌跡」。

     然而這篇文章篇幅並不大,所能提及的實際田野觀察內容有限,從前言和結語來看,更像是為作者博士論文構築基本架構的試寫之作。

 

關於「交通」

     文中所描述的田野調查事件主要是「交通」。作者以上述角度和筆法描述了2003年十月在棉蘭這個城市中所觀察到的交通(作者在當地坐車的經驗和觀察),內容包括了其所見所聞的各個事件、畫面、對話、與當地人的互動及作者人類學式的思維流動。作者觀察到不同族裔間的「階級性」及「依存性」。

     作者提到,對許多棉蘭華人來說,公車與市街上的階級他者更同時是種族意義上的他者,印尼華人稱其「Indonesia」、「番仔」(棉蘭福建語)、或「印尼人」(普通話);而自稱為「orang Tionghoa」、「唐人」(棉蘭福建話)、或「中國人」(普通話)。而「台灣人」與「棉蘭華人」都被歸類為「中國人」。

     對華人中產階級來說,城市裡未經隔離的公共空間不僅是危險的,更是異質性的,是屬於「他們的人」,不是「中國人」的。換句話說,不僅是那些人,連公共空間都是。於是,華人總是把自己的居住空間圍得密密實實的,就像的籠子一樣。作者認為,這樣的異化經驗和概念也形塑了棉蘭當地華人的社群交通實踐。當地華人年輕女性都需依賴他人接送,而轎車接送這一事件的實踐,也就反映了社會接觸與交換的實踐,決定了誰與誰可以接觸,甚至成了華人社群透過異性戀婚戀機制複製其社群階級性與族裔性的重要環節之一。

 

隔離的失效

     上述的隔離在實踐上很容易失效,文章前言所描述的華裔僱主與其司機、僕傭之間的關係正是內部失效的例子。

     作者另外描述了華人被搶的經驗,旨在點出在公共空間,華印之間,尤其是異性接近時的異質性。

     作者也以自身由印尼原住族群朋友接送的經驗點出,華印異質的概念普遍存在。

     作者認為弔詭的是,「私人冷汽車所指涉的的階級性與鐵絲重重的房子所指涉的種族性,卻正使得其中的人成為最明顯的攻擊目標」,於是「所有的隔離都必然是失效的」。

 

作者關注的焦點

     文中除了提到印尼華人移民的歷史背景之外,作者刻意點出,希望能提出「所謂的『華裔族群』與『原住族群』之間在生活上與經濟上緊密相依的關係以及週期性的暴力衝突關係,似乎也點示著一種既柔軟又充滿張力的跨族群聯繫結構」。作者認為,「在荷屬東印度「華人」這個獨特的種族分類其實是一個殖民性與現代性的產物,國家、人口、種族、族群、文化、認同等等概念的移植與形成,工具性、回溯性地抹消了多重且異質的跨地域族群長期往來的依賴脈絡」。

     作者認為「華人」在印尼的歷史其實是一部跨族群的親/私密關係史,「印尼華人」作為一少數族裔標記的生成、再現與再生產,並不是存在于「華裔族群」與「原住族群」之間族群衝突的表徵與爆發,而正是這些親/私密關係不斷被邊緣化、概念化、關範化的歷史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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