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文語言政策
授課教師：楊聰榮 (師大華研所海華組) 開課期間：2011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課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僑教學院華研所 上課時間：每周三 9:10 ~ 12:00
本週主題：7.(4/4) (校際活動) 歐洲
本週版主：徐明敏
由負責報告組別全體擔任版主，並選出一人做為
輪值主席
書目整理：
請整理相關議題的各種書目，包括課堂講
義及同學提供的材料，及自行找尋的參考資料
上課筆記：
上課內容與討論 Lecture and Discussion
由負責報告組別整理上課筆記，大家補充。
課前準備 Before class
在上課前撰寫課堂講義之摘要及心得，
負責報告組別要準備回答問題。
徐明敏，Theodor Schilling : Language righ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在早期歷史背景和地理限制之下，多語(multilingual)政策一直是歐洲的特色，當歐盟成立後，語言的使用就成為關注焦點，作者認同歐盟對「語言權利」及維護「語言多樣性」做出的努力，但其中仍有改進空間。
歐盟提供多種語言，讓每位歐洲公民可以直接與歐盟對話溝通。語言權利視為人權的一種，尊重他人使用(或選用)語言的權利，就是尊重他人隱私生活；也是一個人尊嚴的表現，因為語言是屬於社群身分的一種。人民有權選擇與公權力交談時的語言，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自由選擇的權利，在很多情況下，仍然必須遷就官方，依然被限制。
儘管歐盟中承認23種語言為「歐盟官方語」，比起聯合國的6種已經算很多了，但很多歐盟會員國的官方語仍未選入歐盟中，特別是很多少數族群的語言。「我們須保障他們有權利自由無礙的使用他的少數語言，不論於私於公，口語或書寫。」保護他們不受其他多數語言的強迫同化。
文中另提到，在23語通行的歐盟中，要如何避免爭議？畢竟語言翻譯不可能百分之百符合旨意。作者提出的解決之道和新加坡一樣：若有爭議，須以某一語言為準。會員國中的少數民族若選用少數語言在歐盟中進行交流，該國政府須負責翻譯提供及費用。
對歐盟而言，語言已經不是一個「工具」，而是要被保護的權利。這一概念和我們長期習慣「實用主義」的語言取向很不一樣。提供另一種看待語言的角度。
文中提到，政府施政終歸需要讓人民能了解，並且使其遵守，因此雙方須要能有共通的語言做媒介，如果官方語言只在政府機關中通行，而民間自成另一通行語言，兩邊無法溝通，這種情況無法治理國家。因此，我想政府最後須做出妥協。法語的誕生和這種情況很類似：當初拉丁語通行於統治階級，特別是宗教(天主教)相關工作者，為了確保人民能了解宗教教義並遵守，傳教者必須以一種簡易的拉丁語(最常見的為省略名詞變化)來解釋教義，這種簡化變體後的拉丁語最後轉為今天的法語。
*歐盟多語政策的立基點：“The more languages you know, the more of a person you are”
http://www.campuseuropae.org/en/newsletters/2006/11_november/index.html
梁月美：張學謙〈比利時語言政策——領土原則與語言和平〉
比利時自1830年建國以來，北方的佛萊明和南方的瓦隆兩大民族，不斷發生語言衝突，但是不斷追求降低衝突與和解之道，羅曼語系（法語）分佈在南方，日耳曼語系（荷語）分布在北方，南北雙方的宗教、社會、文化方面都有不同的發展，語言議題通常和其他社會、政治議題交織在一起，雖然佛來明是人口的多數族群，卻長期受到語言歧視，使族群精英發動佛萊明運動追求族群語言的官方認同地位與平等地位，將語言冤屈化為語言權力，早期的語言權力發展注重從個人原則出發，進而逐漸發展出“好籬笆”才有好鄰居的領土原則。
1873年至1918年之間，荷語取得在法院、政府機關、教育及軍隊的使用權，透過這些語言運動，成功的將“語言不成問題”的心態，變成重要的社會議題。瓦隆人和佛萊明人都認為不管是獨尊法語或獨尊荷語，都會造成語言歧視和語言衝突，引起衝突的不是語言多樣性，而是政治不公，他們追求「領土為主的單語注意」，在1932年的行政與教育的相關語言法案將比利時分為兩大語區及一雙語區（法蘭的為荷蘭語，瓦隆尼為法語區，首都布魯塞爾為雙語區），這種情景就反映出他們的區域認同似乎超過國家的認同。1963年的邊界劃分法律將比利時分為四個語言文化區：荷語區、法語區、德語區、布魯塞爾雙語區及。1993年完成憲法，比利時從中央集權單一制國家，轉變成為聯邦體制的國家，將全國分為三個社區，和三個行政地區，三個地區包括：佛萊明（荷語區）、法語區和德語區，三個行政地區包括法蘭德區、瓦隆區和布魯塞爾區。
衝突語言學認為語言接觸常帶來語言衝突，原因是不同語言團體接觸時，強的語言團體常控制行政、經濟、就業市場，結果弱式團體遭受到不利，他們就被迫放棄社會升遷的機會、接受同化或反抗不公之間做選擇，語言衝突的解決方式從個人原則走到領土原則，而比利時是被推舉為以領土原則處理語言衝突成功的例子，他主要採用領土原則作為語言權的實施方式，只有布魯塞爾雙語區才運用個人原則，領土原則以劃分語區的方式，減少族群的接觸和互動，透過族群區隔減緩衝突，當荷語和法語接觸，雖然荷語人口多於法語，比較有主導力的却是法語，法語的同化能力强於荷語，因此，採用領土原則而非個人原則，更能保護荷語。
現在的比利時主要的族群分為佛來明人和瓦隆尼人兩組，人口比率約6:4，有三種官方語言：荷蘭語（55%）、法語（44%）、德語（1%）。運用領土原則與語言和平實行三個社團與三個地區。三個社團是佛來芒社團、法語文化社區、德語文化社區，三個地區是法蘭德斯地區、瓦隆地區、布魯塞爾首都地區。
最後如果語言和文化複雜地區的國家，例如台灣、泰國的南部、馬來西亞等國家，可以利用比利時的領土原則政策做來參考，進而解決相關語言衝突的問題。
參考書目與網站：
丁元享（2002）歐洲整合與歐盟語言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
比利時概況：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8/content_446117.htm
郭之恬：劉宏＜跨國華人的理論思考＞p8
參考資料：劉宏＜跨國華人的理論思考＞，06讀物＂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Japan＂
張君川：張學謙，〈愛爾蘭的語言復振規劃〉
愛爾蘭獨立建國與愛爾蘭語復振運動密切相關，因為在獨立運動之初，愛爾蘭語已奄奄一息，英語在愛爾蘭社會占優勢地位。愛爾蘭建國後，雖在憲法中定愛爾蘭語為第一語言，也嘗試復振母語，但始終未能成為日常用語。其中的過程、遇到的困難與成效都可做為台灣的參考。
愛爾蘭語有其歷史與語言延續力。西元六到九世紀，是以愛爾蘭語進行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甚至取代拉丁語成為宗教語言；直到十二世紀盎格魯薩克遜人入侵，強化對愛爾蘭的控制，愛爾蘭語才漸漸式微；到十九世紀中葉，愛語人口少於25%。結合文化民族主義的語言運動就此展開，以組織愛爾蘭語的流失。然而，有趣的是，愛爾蘭獨立運動基本上以英語進行；雖然文化民族主義喚起其民族意識與語言忠誠，但是要轉換成語言能力仍顯不足。愛爾蘭獨立成功，使得文化民族主義所欲對抗的對象以不復存在，使得語言復振的動力與熱情消退。
愛爾蘭雖然明訂愛爾蘭語為官方語言，但是被認為是象徵性、儀式性的語言，官方制定的愛爾蘭語服務常因很少人使用愛語而形同虛設。而學校的愛爾蘭語教育雖然在師資培育系統運作良好，但進入師範學院之後改以英語授課；教授愛爾蘭語的小學在二戰後愈趨減少，其主因是教學的僵化，以及經濟上對於英語的依賴。儘管愛爾蘭語並未成為日常用語言，但仍顯示出學校教育對語言保存的貢獻。另一方面，論者以為愛爾蘭的語言規劃將愛語教育僅放在學校教育而未由其他社會部門參與是種錯誤而且不當的做法，因為若未能在社區內、生活中使用，則難免造成語言流失。
愛爾蘭政府另一主要語言復振計畫是在嘉爾它克特實施。嘉爾它克特是指愛語區，多零散分布在西部海岸。愛爾蘭於1922年獨立後，除在英語區恢復使用愛語，並在愛語區成立嘉爾它克特委員會，調查愛語使用情形，以及確認愛語區的範圍，並提出經濟改善方式。因為嘉爾它克特區較為貧窮落後，人口不斷外移；解決人口外移現象，語言文化似乎能得以保存，但為提高就業率，大量英語人口湧入，造成愛語區英語化，因此形成「嘉爾它克特的矛盾」，即語言集中的中心為求經濟發展，造成語言岌岌可危；但若不發展經濟則愛語人口將會流失。而嘉爾它克特區的愛語並未復甦，反而英語漸成雙語社會中的優勢語言，在社會經濟的考量下，愛爾蘭語漸漸無以為繼，整個社會持續向英語靠攏。論者以為這是官方未諮詢地方人士、也未採最適當辦法而一意推行所造成的後果。
作者總結道，民族意識所激起的語言態度與實際語言使用仍不相同，與認同亦無絕對關係，語言的復振除學校教育，從社區到家庭的語言實際使用也是語言復振的關鍵所在，此外，語言中心地區的復振也十分重要。如何使語言不要在自己的土地被邊緣化，愛爾蘭語言復振十分值得台灣借鑑。
李易修：林蒔慧，〈從捷克境內的德語社群論語言認同問題〉
本文探討20世紀後捷克境內德語社群使用問題，並藉此了解語言與社會的關係，特別是母語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聯性。
在理論方面，語言產出會受到語言因素與非語言因素(社會、文化等)的影響。語言處理模式可分為針對使用者本身的simple management；以及探討所處社群的organised management，本文則重心放在後者。
捷克境內捷克語、斯洛伐克語、波蘭語以及德語構成四大語群。捷克語人數逐年上升，而德語族群人數則逐年下降。德語族群主要是分布在捷克鄰近德國的邊境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約有25萬人，到了2001年剩3.9萬人。雖然捷克並未明定捷克語為官方語言，但是捷克語是相當強勢的，其他語言很少被使用。在媒體方面，德語相當弱勢，甚至少有為本地族群服務，而是為外國德語觀光客服務。德語使用族群偏高齡，因其教育並未深入中小學，不過在高等教育上，德語一直是主要學科。文化活動上，也是以外國人為主。
德語的象徵性逐漸在德語族裔中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以捷克語為母語，且由德、捷雙語，轉捷克語的單語發展，成為族群內的共同溝通語言。從這現象中可知，德裔族群的語言認同語族裔認同並非如此同步，可能是受到捷克境內強大的國族意識認同所致。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德語做為一種國際語言，其語言位階要比捷克語來的高，並且作為中歐地區的通用語，其對捷克境內的德語族群的作用有待觀察；相反的在捷克境內國族象徵的捷克語卻相對強勢，導致德語族群的母語日益捷語化，然這並非是政策，而是國家認同所致。
徐振峰：劉宏，<跨國華人：實證分析與理論思考>
重點摘要
「跨國華人」定義：
作者借用「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理論認為，跨國華人指的是 那些在跨國活動的進程中,將其移居地同( 自己的或父輩的)出生地聯繫起來,並維繫起多重關係的移民群體。
他們的社會場景(social field)是以跨越 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線為特徵。作為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他們講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在兩個或更多的國家擁有親屬、社會網絡和事業;持 續的與經常性的跨界交往成為他們謀 生的重要手段。
近二三十年來形成的跨國華人群體類型：
一、以大陸以外為軸心的輻射圈：又可分為兩類:
1)以海外為主要活動場景，包括戰後以來一直存在的「再移民」現象
2)以中國圍住要活動場景：這種跨國華 人同中國——無 論是作為實體還是想像的故國——建 立起多重的聯繫。
二、源自中國 大陸的跨國華人：其主體是所謂的「新移民」群體,大致包括四種類型:
1)留學生移民(在海外受教育後合法地定居當地或移 民第三國)
2)技術移民
中國留學生人數呈日益上升的趨勢,並日漸低齡化,這就構成了新移民群體的龐大後備軍。而技術移民也同樣是以西方國家為首選。加拿大在1998年就 接受了19,749名大陸移民;2000年, 其人數更增至四萬人,佔當年加國新 移民的20%。技術移民佔了大陸移民 的多數。以上這兩類移民的共同特點是教育程度較高。
3)通過家庭、婚姻關係的連鎖移民
4)非法移民。
連鎖移民主 要來源於傳統 僑 鄉( 閩、 粵 、 浙 ), 其 教育程度亦較低。他們也以西方國家為首 選。1949-50年間,廣東梅縣地區的 95%移民移居東南亞,而在1989-92年 間,79%選擇北美和澳洲。
非法移民也是跨國華人的組成部分。其出國(偷渡)途徑通常經由數個不同的大陸和國家以及其活動是由跨國人口走私集團所操縱。他們與家鄉維持密切的經濟(通過僑匯)和社會聯繫。以福建省福清市為例,90年代後半期,該市的僑匯收入達2-3億美元之巨,其來源主要是新移民。
跨國華人的崛起背景：
跨國華人的迅速崛起並非一種孤立和獨特的現象;它不僅有深刻的 歷史根源,也是後冷戰時期世界與中國局勢的變化和全球化的產物。
1)跨國華人的形成是當代全球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沒有邊界的世界」的產物。
2)中國國際移民的歷史淵源,尤其是1979年之後改革開放的政策,促進了跨國華人群體的形成。
3)移居對象國的政治經濟變 化。
加拿大( 1 9 6 2 年 )、 美 國 (1965年)、澳洲(1973年)、新西蘭 (1978年)都先後取消了過去的限制性 條例,使亞洲移民人口迅速增加。 2002年3月,德國議會通過一項深具 歷史性的法案,客觀上為外來移民打 開了方便之門。60年代後期,亞洲 移民只佔西方國家每年接納的移民總數的1/10弱,到了90年代中期,其比重迅速增加到40%。日本從二十世紀 80年代開始廣招外國留學生,並放鬆 對其畢業後在日就職的限制。
西方國家人口與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是一項重要因素:人口老化、低 (負)出生增長率、對低層勞工和高技術人才的需求等等。西方國家需求的並非永久性移民或公民,只是滿足特定需要的勞工或技術人才,但是這些新政策與環境卻為跨國移民創造了機會。而當代華人移民基本上呈兩極化的局面: 具備「可攜帶技能」的高層次人才和 低層次的勞工,這恰好能夠填補西方國家的這兩種需求。
4)商業性的中介機構大量出現,使 各類型的跨國移民活動成為一種深具 規模的潮流。
跨國華人的特徵 ：
1)跨國華人在形成過程中的 「非地域性」(Deterritorization)。
新移民的專業團體可能同第三國的類似團體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而地緣性的團體則更多地通過全球性的社團聯誼活動來建構自身的跨國 網絡。
2)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當代跨國華人群體在社會 經濟地位上兩極化的傾向較為顯著。 一方面,由於其特定的教育和工作經 驗,留學移民和部分技術移民通常能 夠上升到中產階級的地位。
這種多元性也反映在跨國華人的 社會組織之中,在西方國家,來自東 南亞、港台、大陸的新移民都有自己的社會團體,但彼此之間的聯繫十分 薄弱 。
留學移民和技術移民的團體通常由 通曉雙語者組成,以專業、校友和學 術為主要組織原則。而連鎖移民和 非法移民通常只會中文,他們較多地 參與地緣性的社團。這兩類社團之間 缺乏溝通,它們的聯繫模式通常是跨國性的。
3)跨國華人活動的多維空間與多元性。
傳統的華人移民模式通常是一元或二元的,遊走於由A(祖籍 國)→B(移居國)之間。而當代華人跨國活動的最主要特徵之一是其多元性 與靈活性。其移居模式可以是A→B→ C→D→A這樣一種不斷變化的過程。
4)跨國主義構成了第三文化基 礎。
那些不停地遊走於兩種 (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移民群體既深知母國文化的精髓,也熟悉西方文化的旨趣,作為跨越地理與文化疆界的群體,他們常常顯得更具創造性。近年來在美國嶄露身手的吳宇森、陳沖、譚盾等,就是明顯例子。
這種第三文化並未定型,而是在 逐漸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但它成為界定跨國華人的一個重要指標。
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看, 跨國華人既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重要載體,也是第三文化(The Third Culture) 的建構者。
理論與方法論的反思
1)作者認為，跨國華人不僅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現代化起推動作用,也是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復興的關鍵載體。這一復興在兩個不同的場景上同時出現:在中國國內,表現為新移民(永久的或暫時的)回歸;在國際舞台上,反映在跨國華人積極參與的「反獨促統」、對印尼排華的抗議、在中美衝突中聲援中國、以及支持北京申奧等等。跨國華人群體的出現使我們必須反思現有的海外華人研究理論範式。
2)作者認為,在闡釋這些現象時,應同時使用跨國的和民族國家的視野，並將之置於歷史的和比較的多重語境下加以考察。一方面,新興的華人移民群體及其跨國網絡自覺或不自覺地挑戰民族國家的權威。另一方 面,無論是其產生還是作用,民族國家仍然扮演不可忽視的作用(大陸新移民的出現首先是中國政府政策改變的結果)。我們需要「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但並不是將國家簡單地視為一種垂直的、僵化的、權威的政治體系,而是更多地看到它如何與橫向構成的跨國華人網絡相協調、互動,並從中壯大自身的力量。
3)近年來中國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優惠新移民、尤其是技術人才的政策(如為其提供一至五年的長期簽證), 「為國服務」口號的提出,一些城市所 實施的「綠卡」制度等,可以說是國家對跨國華人的一種妥協,這從根本上 改變了傳統中國對移民的歧視態度和邊緣化策略。但其結果卻是創造了一 種雙贏的局面,它們也使遊走於國家邊緣的跨國移民群體的形成成為可能與必須。
4)跨國主義的理論能夠使我們從比較的與宏觀的角度審視華人移民,從而避免了「華人(文化)特殊論」這種「自我東方主義」的流弊。但與此同時,我 們也要看到中國海外移民史的獨特性(如網絡的重要性),並充分把握這些歷史遺產在全球化的今天所產生的 影響。
心得與回應：
本文結構良好，資料收集詳盡，整體架構完整而宏偉，然而在論述角度上卻混淆了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政治認同，在立場上則是幾乎是一面倒地直接認同了中國政府立場。一開始說的是國際視野，國際觀，收尾卻成了民族主義式對中國政府的歌功頌德，讓人看了直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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