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文語言政策
授課教師：楊聰榮 (師大華研所海華組) 開課期間：2011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課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僑教學院華研所 上課時間：每周三 9:10 ~ 12:00
本週主題：6.(3/28) 港澳
本週版主：振峰
由負責報告組別全體擔任版主，並選出一人做為
輪值主席
楊老師：像兩位同學，先寫出要讀的文章，這是好的做法，別人也可以先知道。明敏的香港語文情況心得寫得很有意思。
書目整理：
請整理相關議題的各種書目，包括課堂講
義及同學提供的材料，及自行找尋的參考資料
上課筆記：
上課內容與討論 Lecture and Discussion
由負責報告組別整理上課筆記，大家補充。
課前準備 Before class
在上課前撰寫課堂講義之摘要及心得，
負責報告組別要準備回答問題。
徐明敏：楊聰榮，〈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
香港現況可用12字歸納：兩文三語(兩文：中英。三語：中英粵)，英語至上，實用主義。
這篇文章中討論了：官方語言問題、教育語言問題、母語教學問題、普通話問題、弱勢語言問題；以及英文和中文、廣東話和普通話、廣東話和少數族群語言之間的關係。
在法律條文中，香港政府模糊界定中文與英文的地位，非「官方」，但「正式」。雖然兩言三語，但在教學語言的使用，仍以英語粵語為大宗。香港政府希望公務員能有高水準的中英語程度，許多文件皆有中英兩種版本，但有時也會因為效率或節省資源只出現一種。分別以兩種語言主持記者會、發布訊息和印製文書，使香港得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能與國際接軌。
教育方面，香港小學以母語為主，大學以英語為主，其中該如何銜接？香港政府曾試圖訂定對策，但結果被大眾認為是「拉低英語水平，中文也沒有進步」的失敗政策。較特殊的是，在香港的教學語言上，中英交雜被認為是不良的語言表現。
中文的使用在97之後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政府對中文並無明顯表態，但民間對中文的接受度頗高。香港的中文教育目前有兩個問題：缺乏師資、中英雙語並行制度在中學階段，似乎讓學生兩種都學不好。
我的學妹並沒有直接評斷「雙語並行的中學學制」的好壞，但她說：「……我國中時舉家移民法國，當時我的中文、英文都不怎樣，法語也只會一點點，那時真的很擔心很緊張。」由此可看出，香港學生對政府在學校中制定雙語政策也沒有太大的信心。
我的大學室友來自香港，高中生涯於2002至2004 之間，根據她的說法，「大部分香港人都會講中文，但有人講的好，有人講不好……通常年輕人講的不錯，我的中文老師大都從大陸來，所以我的中文一開始都被你們(台灣)笑。」;「香港的大學是給尖子(菁英)讀的，像我們這種一般學生呀，經濟ok的就去歐美澳，經濟不怎樣的就來台灣讀吧，學費也不貴，我比較幸運，高中中文學的好，直接申請台灣學校就好，不用再讀僑大了。」;「英文的確是台面上的語言，不只政府機關、民間公司也是英文為主，履歷也要是英文，我想我們使用英文的頻率比台灣高很多……在香港，能用英文還是用吧，別講中文(廣東話ok)，不然有些人會以為你從大陸來不想理你。」
梁月美：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
香港人的身分一直很複雜，從歷史來看97年前（1842年）大清戰敗，香港分階段被割讓和租借予英國，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來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他們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在知本主義制度及民主人權等，他們也認同自己跟中國人不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這樣的心理和認知上的模稜兩可，反映了香港人所經歷的歷史。
這篇文章調查了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在九七前後期間的轉變，讓受試者的身份歸類為四组，按照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為「香港人」、「中國人」、「兩者皆是」及「兩者皆非」。從調查中發現，1990-2001年的趨勢上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正在減少，而「中國人」的身份則日漸獲得認同。如按照年齡來區分，年紀越少越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年紀越大50歲以上的一群在認同上出現灰色地帶，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和「中國人」的比率十分接近。在「本地生」和「外地生」方面，是跟據身份獲得的直接投射有連貫，隨著局港年份增加，他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率亦漸增，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則漸減。
香港人前途的信心就直接與政治有關，調查顯示「香港人」和「中國人」的經濟直觀比較接近。九十年後，受訪者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有日漸上升的趨向。1997年前，「香港人」和「中國人」，覺得香港司法制度的比率相差不大。1997年後「香港人」對法制的公正性遠較「中國人」悲觀，差距更有擴大的趨勢。無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對政府工作表現的評價都越來越差。在移民外國的抉擇上，「香港人」和「中國人」，歷年資料顯示有意移民外國的比率正在下降，可是「香港人」有意移民的比率較「中國人」為高，雖然打算移民離開香港的比率正在下降，但受訪者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比率不停上升，這樣可以反映出有受訪者取得外國居留前後，回流香港生活及工作的情況增加。對中港政府的信任度，「香港人」和「中國人」在身份認同上的差異，明顯反應在他們對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信任態度上，在2001年有54%的「中國人」信任中國政府，而「香港人」則只有26.1%。
調查資料清楚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數有日漸減少的趨勢，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則變化不大，而「兩者皆可」的，則逐步上升的強化。由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及外交成就，令香港華人羡慕或自豪，身份認同上因而出微妙變化。不過從三者在比率上的差距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仍佔絕大比率，這也可以反映部份香港華人對「中國人」身份仍有一定的抗拒。
李易修：Nobuyuki Tukahara，〈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Japan〉
日語是全球第九大語言，是日本實際上的官方語言，但日語並非日本的法定語言，在日本只需要會日語便能生活，但這不代表日本是完全的單一語言國家，在日本還有其他語言存在，但使用人數都缺乏確切資料，包括使用人數不多兩種土著語言：阿伊努語、琉球語，以及外國人帶入的韓語、華語等等，這些非日語使用者總共佔日本總人口的2%，且絕大多數的阿伊努語、琉球語及韓語使用者都是能講日語的雙語人士，這就是為何日語不需要是日本的法定語言之原因。
儘管日語是如此強勢，但仍有許多建議提出要將英語提升為官方地位，例如將日語定義為官方第一語言，英語為第二。本文便要探討這些提議是如何被提出的。
由於日本缺少英語程度的資料，所以僅能以托福、多益、日本英語檢測協會(EIKEN)的私人英文考試結果作為輔助討論用。托福一年只有五個亞洲國家擁有超過1萬人的受試者，主要針對在美國與加拿大留學者；多益主要針對日常交流，日本是比起其他亞洲國家是分數最低的；EIKEN並不是一個國際性測驗，但它是日本最高階的測驗。在這三個測試結果中，雖然缺少統計學基礎，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平均英語能力。
語言學習環境有三：學校體系、私人語言學校以及家中。在學校體系當中雖然有「外語」此一科目，但是絕大多數學校僅提供英文，只有3%的學校提供英語以外的選項，而且英語是明顯具有排他性。2000年時，高階英文與低階英文課程的小學生合計有826萬人，且這些學生絕大多有其他英文學習方式，大學也提供英語課程，有247萬人修習英語課程。私人語言學校絕大多數至少提供英文科目。家中環境，家庭教師的部分難以量化，但自我學習上大眾媒體目前提供多種語言的教學，但是英語所佔的比例高出其他語言甚多。
對於英語的使用情形有幾點值得觀察，(一)日常生活中並不需要英語；(二)在商業領域中，使用英語溝通的部門並不普遍；(三)有許多英語學習者但同時也有許多參加英語測驗者，這些情形的重點是在於「必須」學習而去學習英語。
英語最早在1872年由首位日本駐美大使Arinori Mori提出作為日本國家語言，以符合商業發展、現代化的需求，直到今日儘管有些修正，但是一些實質上相似的想法仍被提出，但不管如何這些想法總是站在國家立場提出而非個人，特別是其他土著語言是被忽視的。
日本社會非常重視學習英語，導致這情形的原因除了政治上還有個人心態上的問題，社會把語言當作工具，所以儘管英語以外在日本被使用的語言皆曾被提議為官方語言，但是都失敗了，這樣的差別便在於這些語言是否有其市場價值，然而日本真正需要的語言政策不是只重視市場價值，而是對於那些被忽視的本土語言提供保護。
徐振峰：張雙慶，〈香港中文大學教學語言的爭論〉
香港在1997回歸中國前實行英文中學、中文中學兩軌制，粵語是強勢。2005 年初的《哭中大》 一篇文章,以大字報的形式發表,開始了大學階段教學語言的論爭。
九十年代前：只有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港大：英制的二年預科加三年大學本科
中大：四年本 科。
港英政府八十年代後一直要中大改為英制,但遭到中大頑強的抵制。中英談判主權回歸,香港大學的數量, 由二所增至八所，新設立的大學都實行英制，中大被迫 於 1991 年改用靈活學分制,招收讀了二年預科的學生,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可以在三 年間修畢所需學分畢業。
除了香港教育學院,其他六間大學都採用 英語;行政上,也是以英語作為工作語，採用雙語的,只有中大和香港教育學院,後者是出於培訓師資的需要。
九十年代中：
李國章教授出任中大校長,鼓勵以英語授課。改用英語者,每門課學系可以獲得十萬元的額外經費。 當時並沒有大加宣揚,甚至記者查詢,校方也加以否認。
2004 年中：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劉遵義出任校長, 年底, 校方向各系發出通告,要他們承諾有多少科目會採用英語/普通話授課,而且明確表 示,假如不能承諾足夠的英語/普通話科目,則該系不得招收外地生/內地生。由於 事先沒有足夠的諮詢,消息一傳出,就出現了劇烈的反響,《哭中大》就是在這個背 景下出現了,有不少校友和學生加入聯署。
改採雙語理由：國際化、全球化的好和國際學術界接軌、中國的崛起、知識經濟化。
香港政府新聞處於 05 年 5 月 27 日發出的新聞 稿《港輸出高等教育潛力獲肯定》說:教育統籌局表示,由貿易發展局委託獨立機構進行的研究,肯定香港學生國際化的教育效益,以及本港輸出高等教育服務的龐大潛力;而多項利便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的新政策,也是為了推動這方面的展。
反對派：
以在校學生和校友佔多數,他們多從中大在香港的地位,從建校的 背景及傳統立論,認為中大改變教學語言,是放棄教育的理想,是對創校先賢的背叛。
《哭中大》說:
「中文大學,一所曾經在殖民地時期勇敢地以「中文」來確認自己身份的大 學,一所曾經在七十年代勇敢地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大學,一所曾經 以支持母語教育和提倡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在回歸後的今天,竟然自 動地不加任何批判地集體放棄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傳統,為的不是什麼教育 理想,為的只是在「國際化」包裝下的經濟利益,徹底向教育商品化投降, 怎不令人痛心,怎不令人捶首頓足?我們又可以如何面對我們的創校先賢 以及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所付出的努力?
搬出大學法例,試圖說明擅改中大教學語言是違反中文大學法例的弁言(Preamble)的：
It is declared th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which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hall be Chinese......中文譯 作「現宣布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弁言的話是否有法律效 力,至目前仍未能很好的澄清。
反對者引用三十年前中大孫述宇教授的意見,認為中大必須 有志氣,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開花、結果,孫氏說，面對這些困難,可走的路不外兩條:
一條是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這 條路要譯製出齊全的中文專門詞彙,寫出或譯出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用中 文講授、討論、練習,使這些西學終於歸化中國。
另一條路是我們甘心用 英文來學習這些西學,以後也用英文來作深入研究,不移植這些學問到中 土,而叫中國人世世代代用英文作學術語文。 很明顯,第一條路並不好走,要遭遇不少困難,要做許多基礎工作;但是 第二條路是不能想像的。即使我們不走第一條路,我們的後代早晚也要走 的,但這樣的中國的學術就遲了起步,我們的後代要罵我們。
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大學講堂乃一民族之語言最重要的「作育」場地,往往也是老師的 學術思想最能發揮原創性和得以凝聚的場合;更重要者,大學講堂是一民 族的學術文化和知識價值跨代傳承的最重要機制。所以,在以本國學生為 主的情況下,捨母語而全面以英語授課,從教育上看固然違背語言現實, 而從文化政策上看更是「自毁長城」。
雙語政策委員會
為了解決這場論爭,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已完成定稿,現正等待校方公佈。委員會重要的看法：
第一,從委員會的定名看,校方以「雙語」來回應採用英語的指控,堅持中大 從來就是中英並重,校內實行的雙語政策,與香港社會上鼓吹的「兩文三語」一致。
第二,對授課語言作了新的界定,在廣義上包括教與學所用的語言。報告認為 授課語言應根據教學的實際需求和使用作多方面理解,除「課室講課語言」外,授 課語言還當包括閱讀材料/參考資料、導修討論、專題研究/課堂報告、實驗/實習/臨 床、習作/考試、個別指導等各方面所使用的語言。在這樣的界定下,原來全用英語 的醫學院也有不少中文,因為臨床實習時,和病人談病情百分之九十是粵語。
第三,根據學科性質,參考以下原則決定課室講課語言:
- 凡是普世性高,較少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以英文為主的科目, 例如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工程科學等學科的有關科目,為求概念的表 述更能直接準確,並能與國際接軌,宜用英語講課。
- 凡是較多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以中文為主的科目(特別是涉及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科目),或討論人生哲理的科目,宜用中文(粵語或普通話)講課。如有實際需要,可增加以普通話講課的比例。
- 凡是較多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中英並用的科目,特別是部份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科目,可採用中文(粵語或普通話)或英語講課。
- 凡涉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等科目,宜用粵語講課,以保育本土語言,促進本地社會文化的發展。
- 面對高等教育多元化和國際化的大方向,為避免英語過份主導以致中文失位,保育中文是中大應盡的責任。委員會建議一系列措施推動保育中文的工作。 例如在研究方面,中大應繼續支持中文、中國文化及本地文化的研究,同時也鼓勵 在其他領域以中文發表高質量的研究,並肯定其學術成果。中大應致力以中文傳播 知識,如出版中文學術期刊及書籍、編寫高等教育及專業領域的中文教材,推行學 術著作的翻譯工作。這一點,可以說是回應了關子尹教授的呼籲,Language Care 在 關教授的文章中譯為「作育」,其後更多的人稱為「保育」。
相關思考
1. 孫述宇教授:
一所學校裏,往往是那些不能直接看見的東西,才是要緊的,比如學風、士風都是。假設中大能面對重大的困難而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中文中小學教育的頽勢得以改良,那才是偉大的成就
2.梁巨鴻《中文大學的中文》:
......偏就中國人的大學,要叫中文大學呢?這其實是有一個歷史的因素 的。當時的立意是,在殖民地統治下,要辦一所中國人的大學。這自然要 排除殖民地的影響,希圖達到用自己的語文去討論學術的目的,所以才稱 為中文大學。把中文和大學連在一起,不但冀望於大學的中文化,更要緊 的還在中文的大學化。
3.唐君毅先生:
中文大學創辦時,定名也是一個問題。新亞主張用華夏大學或者南海大學, 這些名稱之中國的意味比較顯豁,不幸不得他人的支持,而沒有通過。由 於大學的名稱定不了,報界方面覺得新大學總是以中文授課的,就稱之為『中文大學』。所以,『中文大學』這名稱,其實是社會人士喊出來的。『中 文大學』的名稱可含有三個詞義:(1)用中文語言為主要教學工具的大學; (2)中國人治理的大學;(3)以中國文化之傳承與發展為教育目標的大學。 新亞書院則特別著重第三個解釋。
4.作者張雙慶其他觀察與想法重點：
中文大學這個名字,和港英其他冠以「中文」名稱的活動,如「中文文學獎」之類,都帶有殖民色彩,聽起來怪怪的,不值得推許。更何況,把當時 獨立而具規模的中文大專學校收編起來,有盡收天下兵器,使大專院校盡入港英政 府「彀中」的陰謀在。
中文大學和「中文」關係最密切的,是它的成立,確是為了使中文中學的畢業 生有出路,可以升讀大學。香港回歸之後,鼓吹母語教學,只有 117 所中學可以用英語授課,其他的三百多所中學則用中文教學,二種學校的分別原是學習工具不同,但實行起來變成能力上的區別。大多的情形是有能力者上英中,無能力者上 中中。中大改用英語授課,中中生入大學就更加困難了。
回歸十年, 重英輕中仍是社會上 普遍現象。香港不像斯里蘭卡,不像馬來西,在脫離殖民統治後,限制英語的使用, 改用本土語言。相反的,一些香港人,自以身為華人,沒有了殖民者的顧忌,反而 肆無忌憚的主張使用英語,這種現象,使不少有心人失望。中大主張用英語教學引 起劇烈的反對,可能與這種心理有關。
中大校友學生反對「國際化」,反對改用英語教學,主要是針對英語的霸權主義, 對普通話的問題,著墨較少。但因為在不同地方都提及對粵語的關注,我們可以看 出,反對者不敢明目張膽的把方言和共同語對立起來,「中國化」的提法,在其他討論文章是極少見的,這反映了某些香港青年的心態。
粵語在中國方言中原就是相當強勢的,近年來,由於和諧社會的提倡,內地給予方 言生存空間比以前大很多,出現了鼓吹粵語的網站,報紙有了「白話廣州」版,電 台、電視有粵語節目,這都是以前少見的。在香港,近年的粵語正音運動,也是廣 州話佔有壓倒性優勢的表現。加之最近的一些「本土行動」,要求保存集體記憶,保 存古物與建築(即使只有四五十年的歷史,帶有殖民地色彩的東西,如皇后碼頭), 是上述推崇粵語論點的背景。廣州和香港原來就是粵語的天下,是普通話推行得最 差的地區。香港人很現實,知道回歸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不會明目張膽的反 對用普通話,近十多年自動自覺的學普通話,家長把子女送進普通話班。但骨子裏, 大廣東的意識仍然揮之不去,所以就出現了上述這種曖昧的態度和立場。
附註：哭中大全文
http://www.ptt.cc/bbs/Education/M.1108131681.A.613.html
張君川：石塚洋介，〈回歸後香港的都市空間與身分─以攝影集為例〉
本文從攝影的觀點檢視香港回歸以後的都市空間意義。這個研究與攝影集出版的背景，是香港的都市重建計劃，上百個老舊社區面臨重建，香港人質疑，「本土文化」與「集體記憶」將會被消滅。於是，一些攝影師透過他們的攝影作品將快要消失的都市空間記錄下來。
本文以結構主義為研究取徑分析攝影作品，並思考攝影師的視角，描述攝影師與影像裝置的關係。九七之後，都市攝影及討論呈現「都市空間的意義」產生了變化，例如吳文正與余偉建將都市空間與記憶聯繫起來，將記憶以攝影轉化並呈現同世代的集體記憶；黃勤帶的作品傳遞出無機的都市環境需要時間與人互動之後才開始展現出有機的意涵；蘇慶強的作品則在黑夜裡與陸上的物象對話，以發現其與白天截然不同的面貌。或者透過社會運動的紀錄，如謝至德紀錄保留皇后碼頭的社會運動過程，建構新的都市空間意義的實踐。
這些戰後第二代香港人的作品，不同於九零年代以前的沙龍主義寫實攝影所關注的人性，九零年代後面臨身分認同危機，香港人的攝影作品將戰後第二代的集體記憶與都市空間意義做出連結，並藉以建構新的實踐。
郭之恬：黃廷康，＜國家霸權與教育：戰後新加坡及香港華文學校身分＞
本文從政府霸權角度來看政府政策帶給華文學校的影響和邊際效應，目標鎖定1945-1965年此20年中的香港與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加諸在其華文學校之上的政府權力，並做一對比，並試圖以政府權力形構(state formation)和華文學校身分
（identity）兩邊觀察，政策投之於華文學校後的兩者互動
作者在當中觀察到有趣的形象為新加坡一開始試圖以強制的「替代策略」來壓抑華文學校，並試圖以英語學校逐步取代華校，因此採不補助華校策略使華校經營困難，此目的在新加坡政府當局相信當時的華校受馬共滲透為多，因此基於政局穩定因素，採取強硬手段打壓華校，然後失敗；後改以「平等化策略」取代，此代表政府對華校存在的讓步，而此讓步是為換取華校合作，藉以達到其政治上的目的－孤立馬來亞共產黨。
反觀香港，香港在英殖民時期的對華校政策，作者將之分為「二戰前的華化政策」和「二戰後的華化政策」，簡單來說，香港的教育政策執行者認為香港學校應培育的人才為中國和西方的橋樑，因此必須通曉中英雙語，因此即使是當時的主流學校（英校）也需列中文為必修科目，此舉大大縮短香港華校和其他學校的距離。而戰後的華化政策，更是以倫敦為首，強調發展以殖民地母語為主的教育，因此要求香港各小學盡量使用粵語方言授課。
殖民地政府選擇以華文發展教育的結果，消除了華文學校身分的「他者」（The Otherness）地位，間接模糊了華文學校的身分，反而使得華校得以存續，而華人沒有反抗殖民地的理由，間接穩定了殖民地的秩序。
筆者結論也同意作者在文末所說，政策所及往往帶來意料之外，具諷刺（ironic）的效果，新加坡試圖以英校取代華校，結果使得華人大舉反抗；而香港相反，政府全力在各級學校發展中文的結果，使得華文學校的身分被模糊，減弱其和其他學校間的文化差距，而香港當局也得以保持政局穩定。這和之前讀過的日本社會的英語語言意識形態一文，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即由於日本社會全面性地不接受外來語言，導致在日本的移民和外國人幾乎都擁有著雙語能力（日語和第一語言）。
課後分享 Aft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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