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8) 菲律賓
本週版主：郭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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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敏，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菲律賓華人》
其中有一篇文章讀了印象深刻，身為海外華人，辦華人學校有一個很大的期望，就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先、自己從哪裡來。也害怕自己的下一代會完全失去「華人」的自覺，被地主國同化。
作者提出疑問，難道建立華校、教華語，只是消極的防止自己的子女被同化嗎？如果是這樣，是沒有效果的。她們的後代子女們依然同化了。但是作者認為，如此的同化並無不妥之處，反而更能因地制宜。在菲律賓中華文化的發揚應該是和地主國能相互融合，而不是互相對立。
另外也指出，如果華校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脫離了菲律賓的現況，難以引起學生興趣，這樣的華與教育，如果與當地社會結合，會更促進師生學習，並走入菲律賓現實社會，讓華校成為菲律賓的一部分。
總結起來，菲律賓華文教育的重點，可能與美國外語教學協會（ACTFEL）所訂的外語教學5C準則：Communication（溝通）、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貫連）、 Comparisons（比較）、Communities（社區），其中焦點應擺在「社區」，我相信如此能幫助華語教育更順利發展，也更受當地社會大眾接受。
提問：同化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嗎？葛蘭西(Gramsci)提出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觀念，認為文化間角力的動態過程，造成一文化具支配地位，擁有足以影響生活模式的能力，就是文化霸權。而伴隨文化霸權來的，就是同化。同化在過去即現在都曾影響過語言政策的制定，同化對於多元文化並行的社會影響為何呢？
梁月美：楊聰榮，〈菲律賓華文教育進二十年的新發展〉
菲律賓是多元文化，多種族群，語言多種多樣的國家，存在多語混雜的現象，一般華人至少應該要學習四種到五種語言，即閩南語、華語、菲語及英語，有時還要加上當地語言，這篇文章討論到菲律賓該不該把華語當成第二語言教學，大部份的人第一語言，是多於一個，但只光要算哪個是第一語言，就可能成為一個問題了。
華律賓華文教育大概可以分為草創時期、發展時期，督察時期，及菲化時期，草創時期1899年即開辦小呂宋華僑中西學校( Anglo-Chinese School)，這段期間是與中國當時的清朝光緒互動關係密切，發展時期是在1930年代到1955年，1956年到1976年是督察時期，所有華僑僑校，均須向菲政府立案，並受督導，至於1976年以後，進入菲化時期，從此僑校成為菲校，學校董事及行政主管，必須全數為菲律賓公民，外籍學生不得超過全校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上課時間中小學均限定每週六百分鐘。
華文教育的復興，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教育改革，一是資源整合，在教育改革方面，主要是以菲華教學中心為核心，提倡以第二語言教學來教授華文，而資源整合則以菲華文教學中心及相關機構，推動華文教育資源的投入與整合，本文提到以第二語言教育為口號，的確是個有效的資源動員方式，到現在華人教育受到外來的資源增多了，探討及學習華文的方 法也比較寬了。作者還提到（國有化）與「菲化」這兩個詞語的差異，「菲化」意味著「菲律賓優先」，當初很多華人就受到政策的逼迫，例如，在1954年提出來的「零售商菲化案」，以及在1960年所提出的「米黍業菲化案」，但後來雙方也慢慢地都找到了解決之道，在當時的菲律賓華商，還是願意保持外僑身分，絕大多數是不願意加入菲律賓籍。然而到了現在，多數的菲華人士改持菲律賓國籍，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規定的人士很多，尤其是許多在當地出生的一代多持本地證件，現在這些菲化案已經不再被認為是一種阻礙了。
李易修：陳玉青，〈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獨立後華文教育發展之比較研究〉第四章
徐振峰：謝劍，<東南亞華人的認同問題:對 R. J. Coughling 雙重認同理論的再思考>
內容摘要
主旨：探討由 R. J. Coughlin(1960)首先提出,認為東南亞華人既認同中國,又認同所居住的東南亞國家,即所為雙重認同(double- identity)的問題。三十多年前,Coughlin 在東南亞華人將被完全同化及 不被同化之間,採取了一種折衷的看法,認為經由西化的結果,華人將 成為一種中間型,心理上既認同中國,亦認同其居留地,事實上其族群 形象將保持不變。然而今天情況因地而異,Coughlin 的結論值得重新檢 討。作者並擬就雙重認同一詞再加銓釋,以實例証明唯有將族群的文化 認同(cultural identity)和政治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分別看待, 始可掙脫困境,這才是雙重認同的可行方向,但須華人和當地政府的共 同理解和合作才能實現。
認同所帶來的問題
本文使用「華人」一詞的標準是較為寬鬆的。學者們因此經常提到居留地華人未來的去向問題。意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亦即是維持原狀,同化和去向未定。
儘管過去學者對東南亞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察，作者認為對現今東南亞華人的描述，Heidhues 的觀點比較持平穩重：東南亞無論是哪一個國家境內的華人,都不存在完全已被同化的現象。
學術上使用「同化」(assimilation)一詞時,必須謹慎。嚴格說,它是指一個群體被另一個群體所完全吸收(Beals et al. 1977:623-624), 因此它不再保有任何文化上的遺存,如語言或宗教等。更多的是兩個群 體接觸之後所發生的涵化(acculturation)現象,文化上互為影響。如果 我們採用人類學上這一慣用的尺度,接受同化及涵化兩個不同名詞的界說,在東南亞諸國之中,華人的完全同化現象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作者認為在討論東南亞華人認同問題所面臨的困境時,不妨以應用人類學者 G. M. Foster(1969:5-6)用於探討「指導下或有計劃的社會文化變遷」 (directed or planned socio-cultural change)的概念,作為分析的起點。此即目標群(target group)、發動改革的組織(innovating organization)及兩 者互動的背景(interaction setting)。本文中目標群指的是華人,發動改革的組織就是制訂改策的當地政府,後者也有其文化特色,值得深入分 析。
以承受壓力較大的印尼華人來說,人口絕對數雖高達五百多萬,但僅佔全印尼總人口3%左右(Suryadinata 1994:4),卻常被指責操控了該 國的經濟。對當地華人指責有所謂「九大罪」之說,即:
一、 生活區自成範圍;
二、 華人公司雇用人員時以華人優先;
三、 有些公司對華人雇員的工資比較優厚;
四、 有些華人在商業關係和對待顧客的態度上歧視當地人,優待華人; 五、 在鄰里關係上,華人對印尼人未表現出團結和守望相助之情;
六、 很多華人對印尼的國家認同感薄弱,只把印尼看成是一個寄居之地並賺取生活之資;
七、 有些華人在日常生活仍舊用華語或依照其傳統,甚至不知道印尼人的風俗,也不去努力學好印尼語言;
八、有些華人只把他們的印尼公民身份視作為一種合法的手續(legality)而已;
九、 有些華人在其他族群之前,自視優越。
所有這類指責,在作者看來,都只是屬於文化層面的。既無歷史上 的積怨,也無結構上的執著,更沒有像殖民地時代的歐洲人一樣,背後 潛伏著軍事和政治上的強制力。這些應該都是可以化解的。
作者對東南亞華人建議：
1)須記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古訓,放棄優越感。何況中國文化的本身就是兼容並蓄,對不同的宗教和習俗多能採取容忍的態度, 這才是中國文化的精神之所在。
2)華人應學習居留地其他族群的語言,了解其文化,應是追求適 應的上策。而文化上的借用(borrowing),使其他族群的文化融入華人文 化之中,不僅豐富了自已的文化,更進一步產生文化的涵化作用,變得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可促進族群關係,令適應更為完美。
3)應明瞭,約兩百年來,逐 漸是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基元,其特點之一是強調國與國之間的地位平等(謝劍 1994:166-167)。長期以來,中國統治階級以 「外藩」觀念看待他國,對其人民或多或少都會發生影響,因此海外華人自身應有此警惕,避免有優越感。
作者認為華人既已離開故國,處於現代社會裡應接受現代國際秩序中「民族國家」的概念,其特徵是主權獨立,地位平等。短期僑居和落葉歸根的 想法既已不合實際,就必須放下心理包袱,和居留地的其他族群平等合作,共同建設當地的民族國家,作為政治上的效忠對象,爭取其國際上應享的權利。這一選擇,並不妨礙華人作為一個族群,爭取在其民族國 家之內,和其他族群的平等權利,各自發展其文化,共同建立多元社 會。
作者強調,任何民族國家都很難作到境內族群的純質化,只肯定一個族群的存在或獨尊一族,堅持的結果必然會走上種族主義(racism)的歧途,此其一。
在殖民地統治時期,往往形成所謂「三文治」式的社會結構,華人居於下層廣大原居民和上層少數 西方殖民者之間,其結構頗類似傳統中國大陸的商業城市(Willmott 1970:144, 163-164)。這一形勢,有人戲稱之為「英人牽牛,華人擠 奶」,把英人對所屬殖民地的剝削,轉移到華人身上,英國殖民地政府似乎只是維護社會秩序而已。就互動背景來說,正因為華人與原住民的接觸較廣,扮演著像小商販之類的角色,當真正獲利的西方殖民者撤退之後,華人竟成了替罪羔羊。
認同的抉擇
認同的研究,肇始於二十年代S. Freud之研究,主要是指個人早期對 某一個體在感情上的連繫,例如幼兒視父親為一「自我之理想」(egoideal)(Freud 1921:105)。但這方面的研究,已逐漸擴及個人對國族 (nation)、思想運動、政黨、社會階級、族群(ethnic group)或種族 (racial group)、職業社團、乃至於宗教信仰的認同(Buchuanan 1968: VII, 57)。
近年來,有關東南亞華人認同的研究極多,近期如 G. W. Wang (1988):饒尚東(1994)及 B. R. Churchill(1994)等都是例證。所有這 類研究,均強調認同之多樣性與可變性。
近百年東南亞華人社會演變
三十年代 抗戰運興,東南亞華人社會民氣激昂,當時不分地域,均強調對中國大陸的認同(謝劍 1989)。換言之,當時大多數華人雖受殖民地統治,但族群的文化認同及政治上的國家認同卻合而為一,並未分裂也不必分裂。
二次大戰之後,不僅世界分裂成東西對壘,且中國本土形成海峽對峙之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僅東南亞華人已少新移民的進入,且因政治氣候丕變的結果,文化上的聯繫亦被削弱。
戰後東南亞各地獨立運動興起,均在要求擺脫其殖民地統治,建立各自的民 族國家,成為新的國際秩序之單元。因之華人必須結束殖民地時代居留地的含糊身份,面臨對國籍的選擇,甚至被要求本地化及同化。這一情 況可以 1965 年印尼發生政變後的情況加以說明,至今當地的華人已分裂 為印尼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中華民國國籍及無國籍(Suryadinata 1994:6),從而形成政治上國家認同的混亂。
文革之後,中國大陸政府已一改以往雙重國籍的傳統方法,1980 年正式公佈的<國籍法>第三條規定不承認雙重國籍(法律出版社 1980),這對東 南亞地區的華人必然發生影響。 其實早在八零年正式公佈單一國籍的<國籍法>之前,北京政府已分別和印尼(1955)及緬 (1956)等國簽定雙邊協定,放棄雙重國籍的作法(陳喬之 1959:234)。
華人自求多福的方法：
1)改變的是世界觀和歸屬感。老一輩的東南亞華人多有落葉歸根 的想法,尤其是發達之後如不還鄉,有如衣錦夜行,怎能光宗耀袓?即 使是在海外「僑居」之地,也是要建立形形色色的社團,提供一種模擬 的中國傳統社會假象(Hsieh 1977:2-3)。在新的形勢之下,不僅教育 的內涵要改變,建立新的世界觀,積極與居留地的其他族群合作,並尋 求政治上的參與,共同建設國家,這也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所。例如菲律 賓的華裔青年聯合會及亡友施振民先生所從事的事業,就是這種新世界觀的代表。
2)人口結構中的量和質都有了改變。戰前像新加坡等地都呈現性比例不平衡及華人職業較低微等特徵(Hsieh 1977:55-60),嚴重者 甚至影響正常的家庭生活,更談不到財產的積聚了。有恆產才有恆心, 戰後人口比例逐漸平衡,新一代儘多專業之士,他們的學養及事業均異 於老輩,認同觀念當然會變。
3)婚姻因素。隨著新移民來源的逐漸停滯,和返鄉行程的困難,東南亞華人社會在婚域方面漸有擴大的趨向,其中又以泰、菲等地最為明顯(陳喬之 1994:235;See 1998:28-33)。婚域的擴 大,意味著不同文化的組合,必然會對原有的認同觀念產生影響。
作者強調,Coughlin(1960: 189)所謂的「雙重認同」是窒礙難行和令人困惑的。因為就政治層面說,東南亞華人不可能既認同居留國又認同中國,當兩者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必須作出選擇,更何況從法理上說,中國大陸從 1980 年代起已斷 然採取單一的國籍法,否認雙重國籍。政治上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於情、於理、於法都應該是所生、所長的居留國。
作者認為必須堅持族群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理由是族群 (ethnic group)的表現主要是在文化,其次是血統。就文化言,多元文 化的存在,通過彼此的學習和借用,互補互勵,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有益 無害,更能繁榮整體文化的內容。這也是何以加拿大推行「多元文化計 劃」,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政策也強調「多元文化」的原因(Hsieh 1986)。作者認為比較開明的政策是容許多元文化的存在,百花齊放,族群彼此和睦相處,從而建立平等的多元社會。
課後分享 Aft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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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敏，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簡介：
http://www.iwoogo.com/archives/7500#more-7500
維基百科的簡介：
http://en.wikipedia.org/wiki/Museum_of_Chinese_in_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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